一整个夏天，上海都在下雨。
雨水把整个城市浇得通透。我的衣服挂到院子的晾衣架上，好几次都快要晾干了，结果又来一场雨，把衣服浇湿。
马路上到处都是贴着地面的湿淋淋的梧桐树叶，几百年前，当它们从法国移植过来时，它们肯定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如此入乡随俗地长遍上海各个昂贵的租界，它们把这个东方的城市打扮得异常妩媚，带上了价值连城的异域风情，它们撩动，把赤果的狼子野心和锋利的刀光剑影，都全部包裹在它们温柔而慵懒的沙沙声里——像是流莺的歌声粉饰着午夜的凄冷，像是饱满的饭香掩盖着弄堂的贫穷。
北京的柳絮纷飞，洛阳的牡丹富贵，成都的芙蓉锦簇，海南的椰林热浪，都不及上海法国梧桐金贵，它们不动声色地拥抱着路边的黑色铜灯，拥抱着夜晚独行的旅人，拥抱着深夜难以入眠的人，它们把茂密的枝干树叶，轻轻地掩在夜色里亮灯的窗口，仿佛保护着一个动人的秘密。
我躺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本看到一半的外国小说，我睡不着——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从南湘的书架上偷来一本晦涩难懂的外国大部头小说，翻上两页，立刻入眠，比安眠药都好使，但现在，连我的杀手锏都失效了。
这些天都是这样子，准确地说来，是自从上次在公司里和顾里大闹一场之后，就这样了。我一次次地回忆起那个黄昏的场景，浓稠的暮色，被安全灯照得通红的走廊，顾里高跟鞋踩出的血脚印，大理石上泛滥出的一片猩红，在梦境的最底层，在梦境的最边缘，在梦境的最浅处，甚至在我清醒的时候，顾里的背影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视网膜上，她渐渐远去的身影越缩越小，最后化成一根黑色的钢针刺进我的胸口，每一次呼吸都让我觉得刺痛。
仔细想来，叶传萍成为我们公司总经理的那一天，绝对可以成为我人生最倒霉日子的前三名。
在会议桌上，叶传萍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了我的低级错误，她用一张黄鼠狼的脸告诉大家“低级助理不用再参加以后的会议了”。
宫洺用如同看着神经病人的眼神看着我，不发一言，他的眼睛里写满了高高在上的怜悯，和一种灰色的疲倦，我知道，那种颜色叫做“放弃”。
Kitty冷冷地对我进行了总结陈词，她涂着鲜红唇膏的嘴唇中间，轻轻地吐出三个字，“你有病”。
然后，在我那句“你活该”的声音里，顾里留给了我一个背影。
我的倒霉并没有结束，反倒是刚刚开始，我觉得我才是应了那一句“你活该”。
一系列的报应从下班离开写字楼的电梯开始。电梯停在十二楼和十三楼的中央卡住了。检修的工人把门撬开，要求我爬到上面一层，两个穿着连身工作服的检修工看起来就像是日本片里的猥琐男一样，乐呵呵地站在十三楼的楼层上等待着我，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如何去和他们解释这对一个穿着紧身职业装窄裙和细高跟鞋的女人来说，难度和让他们去徒手攀爬东方明珠差不多——当然，像顾里和Kitty那种能穿着14cm细高跟鞋跨栏的专业选手不包括在内，她们从小身经百战，如履平地，她们对高跟鞋那种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状态，让人非常确信她们无论是睡觉还是洗澡，冲浪还是潜水时，她们都踩着一双匕首般的凶器，你要硬说她们是穿着高跟鞋从子宫里钻出来的，多说几次搞不好我也信。
当我灰头土脸地爬上去之后，两个虎背熊腰的工人冲我说“好啦小姐，你只需要走下十三楼就可以回家啦”。——你看，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类似伸手拉开玻璃门一样简单的事情。我把鞋子月兑下来，拉开漆黑的安全通道楼梯间的大门。
之后，在我回家的路上，一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开过路边的一洼积水，迎面一排竖立的水墙拍打在我的身上，当初台风“圆规”登陆上海时，巨浪冲击防汛墙都没这个猛烈。我感觉仿佛《青蛇》里被巨浪打得元神出窍的白素贞似的，完全忘记了反应，在马路边呆如木鸡。反倒是我身后的几个提着菜回家的大妈，尖叫得格外投入，仿佛被泼到的人是她们。
再然后，我拉开包准备拿纸巾擦一下湿漉漉的脸，在翻找的时候，手机从包里掉出来，摔在地上，液晶屏幕哗啦啦裂开一张蜘蛛网。屏幕嗖一声熄火了，看起来就像是它挣扎着向我告了个别。
这个时候，我反倒有点儿乐了。我觉得人遇到一连串无休止、高强度、高频率、高质量的打击之后，都会产生一种孟姜女哭长城，哭完一轮再一轮的同归于尽的心情，我甚至在想，还能更倒霉么？还能更戏剧化点儿么？有本事就开一辆洒水车到人行道上来把我当场轧死啊，让我的尸体陈列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里被世界各国前来参观世博会的国际友人们缅怀致敬啊。敢吗？能吗？
当我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无情的上帝口齿清晰不容置疑地、仿佛中国移动代言人般地告诉我：“我能。”
南湘拿着那个我异常熟悉的《M.E》信封——我每天都会寄出去不下十个这样的信封——表情复杂地拆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内容递给了我，仿佛一个悲怆的法官将死刑判决书递给心灰意冷的犯人一样。
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任何的演唱会都有encore，那是情绪酝酿到最后眼泪鼻涕齐飞，万众大合唱的落幕高潮。
当天的encore曲，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南湘走到沙发边上，把电话接起来：“嗯，她在。”然后她望着我，说，“找你的。是崇……陆烧。”
我猛然想起，我此刻应该是和他一起在电影院里的，我们约好了下班他在楼下等我，而我从楼梯安全通道走出来之后，完全忘记了这档子事儿，就直接离开了公司。我把崇光一个人留在了公司里。
我接过电话，在听到他低低的温柔声音从话筒里传进我的耳朵时，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南湘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顾里回家，但是，随着窗外的夜色渐浓，路人渐少，整条繁华的南京西路终于沉睡下去，顾里依然没有回来。我和南湘心里的负罪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
“你说顾里会经受不住打击做什么傻事么？”我窝在沙发里，抱着那个等于我一个月薪水的FENDI的沙发靠垫，哆嗦着问南湘。
“你是在说顾里么？还是在说林黛玉？”南湘披头散发的，看起来像盘丝洞里的妖精，“就算她要做傻事，那也是拿一杯热咖啡淋到企图插队的中年男子头上，或者去恒隆的LV橱窗里扛回一个旅行箱来。”
我想了想，也对。一般人心情不好，或者遭受打击，总是借酒浇愁，一醉方休，而顾里却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杯一杯地优雅地把红酒亲手灌到唐宛如的喉咙里，然后就心情好了。
那晚，我和南湘就一直等在沙发上，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也不知道。最终我们俩就在客厅里睡了一个晚上。
当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浑身酸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了站在我面前的顾里，她手上拿着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冲着我，双眼精光四射如同修炼千年的耗子精：“说吧，你要剥皮的，还是留个完整。”
一大清早的，我眼屎都还没擦，神志还没清醒，就骤然面对如此残酷而严肃的拷问，我发自肺腑地月兑口而出：“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我一把抱住顾里的腰，大义凛然地说，“你先杀南湘好吗？！”
“……”沙发对面的南湘也醒了，但是，一大清早的，她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她好姐妹我口中的“你先杀南湘好吗”，我想她也有点儿顶不顺。
“我只是煎了荷包蛋做了三明治，问你们烤面包需要剥皮切边，还是保留完整？”顾里对我神秘而又端庄地微笑着，仿佛拿着手术刀的蒙娜丽莎。说完，她转身一扭一扭地走进了厨房——一大清早的，她已经全身武装完毕了，一身滚着一条一条暗色金丝的黑色羊绒紧身连衣裙，后背一个低腰开叉，真空上阵，看得出里面没有穿（但我相信她胸前一定贴了胶布，胶布里一定绑了两个NuBra），脚上一双暗蓝色的麂皮绒细高跟鞋（就是那双出现在波特曼门口巨大幕墙上的剪刀般尖细的MiuMiu），头发上插着一根形状异常前卫先锋的发簪，看起来像是她在头上顶了个东方明珠。
我哆嗦着挪到南湘身边，非常认真地问她：“我感觉她在荷包蛋里下了毒，你觉得呢？”
南湘摇摇头，眉目深锁：“不，她只是在毒里面，顺手放了一个荷包蛋而已……”说完，她扭过头来，一边揉着她风情万种的蓬松头发，一边用她那张无论是凌晨三点还是傍晚七点都依然媚惑诱人的娇女敕面容，对我说，“林萧，你还是先去洗澡刷牙吧，你现在闻起来，就像是唐宛如高三那年打完球换下来放在抽屉里一个星期都忘记了带回去的那件纯棉背心，你和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还没有长霉。”
“一大清早的，说什么好事儿呢？我听到我的名字了。”唐宛如嗖的一声，如同一个幽灵般出现在沙发上，谁都没有看清楚她的动作，她仿佛是瞬移过来的。她就如同埃及艳后一样用侧躺的姿势，横在了我和南湘的中间，且，穿着一件背心。
“南湘说我闻起来像你的背心。”我伤心地说。
唐宛如点点头，抚模着我的头发，又看了看南湘，淡定地说：“这么多年了，还是南湘最会夸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大家甜到心口上。”
我和南湘都果断地站起来离开了。珍爱生命，远离宛如。
刀叉摩擦陶瓷盘子的声音，听上去总是带着一种惊悚感。每一次听到这种声音，都能让我的头皮瞬间发紧，感觉像扎了个超紧的、快把我扯成丹凤眼般的马尾辫。类似的声音还有用指甲刮黑板的声音，用铁调羹划搪瓷碗的声音，用手摩擦气球的声音……还有唐宛如念诗的声音。
我和南湘沉默地坐在顾里对面。我们心怀鬼胎地看着顾里，她气定神闲，印堂锃亮，双目低垂，和蔼慈悲，看起来就像个在吃早餐的观世音。你能想象么，太让人惊悚了吧：一只目露精光的耗子精坐在莲花座上垂目微笑。